Yes, I'm a Witch | 是的，我就是个女巫 天天关注

Yes, I"m a witch, I"m a bitch

没错，我就是个女巫，我就是个婊子

【资料图】

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我不在意你说什么

My voice is real, my voice is truth

我说的是真实的，我说的是真相

I don"t fit in your ways

我不用你的方式

I"m not gonna die for you

我不会为你而死

You might as well face the truth

你最好认清事实

作为约翰·列侬的妻子，小野洋子曾经遭受很多指责，乐迷认为她是披头士乐队解散的罪魁祸首，侮辱她是“女巫”、“婊子”——在男权话语中，这显然是污名化的词汇。小野洋子的反击很有风格，她并不拒斥这些称谓，而是把词语接受下来，并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达。

在这首《是的，我就是个女巫》（Yes,I"m AWitch）中，小野洋子从男权制度手中夺取了“女巫”“婊子”这两个词语的解释权。在这里，这两个词语不再是男性权力结构下对女性的羞辱，而是女性勇敢的自我标识，是独立、先锋的冠冕。

小野洋子专辑封面

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在《敏感与自我》中，专辟一章“语言的敏感性”，通过对语言学及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语言的“能指”（符号）和“所指”（指代的事物）是可分离的，语言能够对现实起强大的作用，但也有通过具体使用被改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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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敏感与自我》

语言的现实效果

当今的语言敏感性可以通过其标准化程度来衡量。性别平等的语言已经成为许多机构的规范。尤其是在大学中，人们被敦促去使用性别敏感的措辞。以下摘自雷根斯堡大学(Universität Regensburg)的指导方针 ：“性别平等的语言和表述，意味着在语言中让所有人都能被人看到和听到，并且在提及人的表述中，女性、男性和第三性别都要被平等地提到。”

2020年9月，柏林参议院颁布了一项对种族多样性敏感的语言指导方针。自此，人们应当用“没有德国公民身份的居民 ”(Einwohnende ohne deutsche Staatsbürgerschaft)来代替“外国人”(Ausländer) 的说法，还应避免使用“逃票者”(Schwarzfahrer)一词，而代之以“无有效票的乘车者”(Fahrende ohne gültigen Fahrschein)。

但是，如何解释本身没有任何物质性的语言符号在当今被赋予这样的意义？为了理解当下的辩论，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新的语言敏感性在语言哲学中的根源。我们要发问 ：当今的语言敏感性是以什么理论建构为基础的？基于哪些思想流派？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问：这些理论是否支持对性别和种族多样性敏感的语言指导方针中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从科学史来看，理解当下敏感的语言指导方针的根本，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涉及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一些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理论假设，这些理论假设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现实效果，即语言不单是指向现实，还创造着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talking cure)对讲述的高度评价，已经可以说是这种意义上的转向，因为按照精神分析学的看法，话语有着显著的治疗潜力。与之相反的是，某些冒犯性的话语，会造成具体的身心痛苦，使受影响者如同“脸上挨了一击”。

然而，语言学转向的真正先驱是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其去世后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一书中，索绪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语言符号不只是再现世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从其内部产生意义。换句话说，语言符号并不是简单地命名世上出现的事物。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桌子”这个词立即让人在脑海中想象出相应物体。然而，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这种符号(能指)与概念(所指)之间的对应是任意的。在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在一个符号中结合之前，能指和所指都是无形的和不确定的。因此，索绪尔把我们的思想比作“一团迷雾”，并认为“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必然有界限”。能指也只是“一种可塑的材料，它本身可分解成独立的部分，以提供思想所需的表示”。这样来看，语言通过建构未定义的能指，使我们能够用语言思考。

语言结构本身并不来自先于语言而存在的世界。在语言系统中，一个符号的意义来自它与语言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区分。用索绪尔的话说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切可以归结为语言中只存在着各种区分。甚至可以说，语言系统内没有积极成员，它是一个由符号区分性构成的系统。语言中不存在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能指和所指，只存在着从语言系统中得出的所指方面的区分和能指方面的区分。一个符号在所指或能指方面包含的东西，不如在它周围以其他符号的形式储存的东西重要”。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结构主要由成对的对立构成，例如，“男人”与“女人”，“黑”与“白”，“上”与“下”，“美”与“丑”。语言符号“女人”的意义产生于它与“男人”的差异，语言符号“白人”的意义产生于它与“黑人”的差异。我们立刻能感受到，这种对立中带有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有等级的，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决定性影响。

但是，如果如同索绪尔所说，没有任何语言以外的东西提供这样的结构，那么，是什么让语言结构保持稳定？是什么迫使我们总是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词语？是什么从根本上固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按照索绪尔的解释，除了纯粹的惯例(语用习惯)外，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这样做。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符号，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也会发生变化？

德里达与巴特勒 ：作为抵抗的游戏

上述疑问正是后结构主义的用武之地，它批评并试图超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代表，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德里达的目标是解构语言的固定结构，也就是说，要消解和重新思考这种结构。其出发点正是索绪尔所认为的结构最初形成之处，即“结构通过从惯例和永远不变的重复中形成”。语言内部的区分，正如德里达所说，“不是以完成的状态从天而降，不是写在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世界’，不是被预先写在大脑的蜡板上”。

如果符号的意义只是通过与其他符号划清界限而产生，如果只有永远相同的重复来表明固定的语言结构的存在，那么，正如德里达的结论，意义显然可以通过对符号的别样的运用而变迁。在这种情况下，德里达认为，重要的是去研究语言符号与自身的固有意义分离了多久。因为如果语言符号只是通过与其他符号的区分而获得其意义，那么它就不是与自身相同的，也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对新的意义写入和符号的自由游戏(freies Spiel der Zeichen)开放的。对此，德里达写道：“游戏是对存在的撕裂。”

但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考虑到德里达的这些见解，语言又如何去改变世界？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以一种几乎是革命性的方式，将德里达的符号解构理论应用于性别问题，从而成为整个新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DasUnbehagen der Geschlechter)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以下观点：“男人”和“女人”，只要始终作为对举概念出现，并被作为规范，就会显现为“自然地”确定的、不可动摇的概念的存在规定(Seinsbestimmungen)。

朱迪斯·巴特勒

换句话说，始终对举“男人”和“女人”的语言行为，让人觉得本来就只有两种固定的、异性恋的性别认同。在现实中，根据巴特勒的说法，这些性别认同是某种特定语用的后遗症，而这种语用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其他性别认同存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性别不是“自然的”，而是“行事的”(performativ)。

行事性(Performativität)的概念是后结构主义的核心，可以追溯到语言学家约翰 ·奥斯汀和约翰·塞尔。行事性主要是指一个言语行为并不是简单地指称某个东西，而是执行一个动作。例如，“我在此以……之名为你施洗”这样的句子清晰地体现了语言的行事能力， 因为洗礼本身与说话的行为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巴特勒看来(德里达也这么看)，这种语言的行动力是普遍性的。再举一个例子。婴儿出生后，助产士说：“是个女孩。”这样的一个句子，并不是简单地陈述一个语言外的事实，而是做了一些事情。它把一个身体置于一个类别中，并以这种方式，使其开始成为可想象的。巴特勒写道 ：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不可能的场景，即一个尚未被赋予社会定义的身体。严格来说，这个身体最初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称呼事件(助产士称其为“女孩”的语言行为) 中，在命名的召唤中，在不只是“发现”他，而是首次构成他的称呼中，他变得可以想象。

通过语言和称呼行为，一个身体被真正地赋予生命，它变得可想象、可识别、可命名，并自此开始成为一个社会角色。

冒犯性言论

如果语言真的有能力以上文所述的方式行事，那么它必然也有伤害人的力量。巴特勒在其著作《仇恨说》(Haßspricht，2006)中写道 ：“如果语言可以维持身体，那么它同时也可以威胁到身体的存在。”如今，我们可以根据这句话来衡量这种威胁有多严重——如今语言对人的伤害可以触及一个人的根基。

因为，倘若如前文所述， 身份(Identität) 是语言行事的一种效果，那么按照此逻辑，语言也可以破坏身份，或者，语言也能够从一开始就否认某些人的身份，并在实际上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例如，“Nigger”一词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于贬低黑人，它把黑人降格为动物。因此，当黑人听到自己被称为“Nigger”时，这种称呼远远不是一件琐细的小事，不是可从肩上弹走的一缕毛絮。相反地，像“Nigger”这样的词，有力量去“唤起主体(指黑人)对死亡的恐惧，或提出该主体是否配活下去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该不该在所有“Nigger”出现的地方用“N-Wort”来替代，难道不是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吗？如果“Nigger”一词以如上所述的方式伤害人、威胁人，那么我们的结论应当是，我们应该干脆不再用它。不仅要在儿童读物中屏蔽此词，还要在戏剧舞台上，乃至本书之中屏蔽此词，总之，不该在任何地方使用此词。

《傲骨之战》里的Robert Boseman，上电视节目时，不断用"N"…来挑逗白人主持人

对性别平等的语言的呼吁，似乎也直接地源自后结构主义哲学。如果语言在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中是根本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语言(无论是用表示性别平等的下画线还是星号)，从而让各群体(例如女性、跨性别者)被人们看到，让各群体得到认可。然而，是否存在其他的不认同这种“‘政治正确’的语言新规”的看法？

与前文所述的思想脉络相反，几乎所有要求如此严格的“政治正确”的人，都不引述德里达和巴特勒的解构哲学。根据德里达和巴特勒的理论，语言是有强大影响的，语言是一种创造行为，因此语言问题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但正因为语言结构的意义维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通过具体的语用来改变的，所以从解构的角度来看，有许多事物(即使不是所有事物)能用来反对僵化的、与语境无关的规范。我们要预见到关键的一点：“政治正确”用规则取代了解构游戏，从而掩盖了巴特勒和德里达在其思想中阐述的抵抗的基本可能性。

语境敏感性

让我们从词语的禁忌开始谈。事实上，巴特勒在《仇恨说》中明确反对“政治正确”的语言新规。她认为，消除歧视性词语使得相关群体丧失了自己的基本行动潜力，她说 ：

无论是审查某些表现形式，还是限制公共话语，管制言论的企图总是抑制了使用语言来进行有效抵抗的政治活动。

在巴特勒看来，有效的抵抗存在于词语本身——如果词语的意义不是预先固定的，那么说话人出口伤人的意图也可能跑偏，因为说话者的意图可以被挫败，并被听话人用作自我赋予权力的工具。

在这方面，有一个具体的好例子：德文中的“schwul”(同性恋)一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彻头彻尾的羞辱和歧视性的表达。然而，后来同性恋者已经完全占有了这个词语的解释权。

可以说，同性恋者从一定程度上夺取了此词，并把此词改造成一个骄傲的自我称呼。同性恋者为其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即同性恋者的自我意识和同性恋的自然而然。如今，同性恋者可以自信地说：“Ich bin schwul. Und？”(我是同性恋，那又怎样？)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如今同性恋者不再遭到歧视，如今在某些语境中使用“schwul”，仍然带有冒犯性。我只是想说，(让我们沿用索绪尔和德里达的一些术语和看法)能指和所指并非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正是在词义的变迁中，蕴藏着性解放(emanzipatorisch) 的潜能。

《傲骨之战》中，Maia Rindell因为父亲的“庞氏骗局”，自己和女友都遭到网络攻击。

在《仇恨说》中，巴特勒引用了英文中的“queer”一词作为例子，“queer”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用来歧视同性恋者，它的意思是“罕见、怪异”。后来，“queer”已经成为同性恋者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表达。巴特勒写道 ：

对“queer ”一词的重新评价表明，说出来的话能够以不同的形式被“送回”给说话者，并能以与其最初的意图相反的方式被引用，带来词义逆转的效果。对冒犯性词语的新语用，破坏了该词原先的作用范围，从而使该词在新语用中成为抵抗的工具。

聚焦敏感，围绕身体、心理、道德、审美四个维度，本书介绍了从中世纪早期到现代的敏感发展史，以辩证的角度，结合不同时代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对敏感的讨论，涉及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史、尼采和列维纳斯的哲学观、卢梭和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弗洛伊德的创伤分析、巴特勒的语言行事观、托克维尔和罗尔斯的平等观等，分析当下的创伤、语言伤害、性别问题、同情的限度以及高敏感性人群，引导我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分裂社会的身份政治，走出 “囊泡化”的傲慢。

阅读原文，《敏感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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